《特朗普的心理分析》一文根據特朗普性格以及多年的表現，深入分析了這位美國第58位總統的心理，同時對他未來的政策及行動進行預測。
由於篇幅較長，將分五期發佈，分別是：引言、特朗普的氣質、特朗普的精神習慣、特朗普的動機、特朗普的自我認識。
2006年，唐納德·特朗普制訂收購蘇格蘭亞伯丁附近門尼莊園（Menie Estate）的計畫，打算將那裡的沙丘和草地改建成高爾夫球場。他與莊園業主湯姆·格林芬（Tom Griffin）在公雞與公牛餐館（Cock & Bull ）商談交易事宜。
格林芬回憶說，在談判中特朗普特別強硬，在最小細節上也不願妥協。不過，正如邁克爾·D·安東尼奧（MichaelD’Antonio）在最新出版的特朗普自傳《永不滿足》中描述的那樣，格林芬對那天晚間非常生動的回憶與戲劇理論有關。坐在桌子對面的那位金髮客人仿佛是在倫敦舞臺扮演角色的演員。
“是唐納德·特朗普在扮演唐納德·特朗普，” 格林芬說。真讓人感到有點不真實的感覺。
上世紀90年代末，馬克·辛格爾（Mark Singer）在為《紐約客》雜誌撰寫特朗普簡介時，同樣的感覺也困擾過他。辛格爾想瞭解特朗普不再扮演公共角色時心裡究竟在想什麼。辛格爾問，“您在鏡子前刮鬍子時心裡在想什麼？”辛格爾寫道，特朗普一臉困惑。辛格爾嘗試另一種途徑，希望解開此人演員面具背後的真實面目：“好了，我是在問，您認為您自己是理想的夥伴嗎？”“真的想知道我心目中理想夥伴是什麼樣子？”特朗普答道。“大屁股娘們。”
也許我可以把辛格爾的問題換成：特朗普先生，孤身一人時您到底是什麼樣的人？辛格爾沒有得到回答，但他得到的結論是，這位元會成為電視真人秀明星，之後成為領先的美國總統候選人，最終實現驚人的事情：“一種不為靈魂低吟紛擾的存在。”
辛格爾的評價是否過於尖刻？也許如此，至少在一種意義上是這樣。作為有大腦的社會動物，人類進化了成熟的演員，其生存及再生能力取決於表演品質。我們進入社會，做好了扮演角色並管理留給他人印象的準備，最終的進化目標就是與定義我們為何人的社會組織相處，並走在這些組織的前面。
特朗普似乎極其認識到自己一直在表演的事實，在這方面甚至超過了羅奈爾得·雷根。他從人生中走過，知道自己一直受到關注。如果從本質上講所有人都是社會演員，那麼唐納德·特朗普似乎更是如此——在這一原始意義上講，他是位超人。
在這個競選季節，出現了許許多多有關特朗普的問題——他的平臺、他對多個問題的認識、他煽動性的語言以及他對政治暴力所感到的舒服感。儘管本文涉及這樣一些問題，但核心目標是描繪此人的心理圖畫。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其大腦是如何運作？假如當選總統，會如何決策？還有，所有這些顯示，他會成為什麼樣的總統？
在創作這幅圖畫過程中，我會借鑒在性格、發育及社會心理學方面已經得到驗證的思想。自從1910年西格蒙德·佛洛伊德對達芬奇的生活與藝術進行分析後，學者們一直應用心理學透鏡分析名人的生活。以前的許多努力依賴未經檢驗的、非科學的思想。
但最近幾年來，心理學家越來越多地應用心理科學方面的工具和概念來揭示名人的生活，本文作者在2011年出版的書中就對小布希進行過分析。大量並迅速增長的研究表明，人們的氣質、特有的動機和目標、對自己的內在認識，是預測人們未來感覺、思想以及行動的有力指數，也可以在解釋其中原因上提供強有力的幫助。
在政治領域，心理學家最近對幾位美國前總統進行了分析，揭示出他們個人性格的基本特徵——譬如外向和自戀——如何構成其獨特的領導風格，如何構成其做出的決定。
儘管一系列的其它因素，例如世界事件與政治現實，決定了政治領導人在任期會做什麼，但彼此差異巨大的個人性格基本傾向也在決定因素之列。
無論按照何種標準衡量，特朗普的個性毫無疑問到了極端，這一點在總統候選人當中是特別罕見的。許多見過他的人——無論是在談判和採訪中，在辯論臺上，還是觀看電視辯論過程中——似乎都認為他令人困惑。
在這篇文章中，我將試圖揭開構成特朗普獨特心理化妝的關鍵氣質、認知風格、動機以及自我意識。
特朗普謝絕本文的採訪，但是他的生活經歷在自己的書籍和演講、傳記資料中以及在新聞報紙中都有詳細的記錄。
作者的目標就是借鑒當今心理科學一些最重要的思想與研究成果，開發一種冷靜及分析性視角，來觀察特朗普。
特朗普的氣質｜唐納德•特朗普的心理分析之二
50年來人類在性格心理學上的實證研究，已經在人類變異的最基本維度方面，達成科學共識。儘管辨別人與人之間的差別有無數種途徑識，但心理科學家已經總結出一種相對簡單的分類法，被廣泛地稱為性格五大模式：
（1）外傾性：愛交際，社會優勢，熱情，尋求回報行為（2）神經質（自戀）：焦躁不安，情緒不穩，抑鬱傾向，消極情緒（3）盡責性：勤奮，守紀律，守規則，組織性強（4）宜人性：熱心，關心他人，利他主義，同情心，謙虛（5）開放性：好奇，求異，富有想像力，接受新思想
絕大多數人在任一的因素上的分數都處於中間左右，但有一些人得分則接近某一個極值。研究毫不含糊地表明，外傾性較高與更幸福和社會聯繫更為廣存在聯繫，盡責性較高則預示學業與事業上更為成功，宜人性較高與關係更為深厚相關。
相比之下，神經質過高總是不好，是構成不幸福、不正常的夫妻關係以及大腦健康問題的危險因素。從青少年中年，許多人傾向更有責任心，更平易近人，少了些自戀，但這種變化通常很小：在一個人的人生當中，這五大類性格品質是相當穩定的。
根據以上五大因素，心理學家史蒂夫·J·魯本澤爾（Steven J.Rubenzer）和湯瑪斯·R·法辛格鮑爾（Thomas R. Faschingbauer）與大約120名歷史學家和專家一道，從喬治·華盛頓開始，對美國所有的總統進行了打分。小布希外傾度特別高，卻在經驗開放性上較低，是一位喜歡好奇，智力上比較死板，但卻非常熱情，非常外向的社會演員。奧巴馬相對內向一些，至少對一位總統而言，自戀上低得出奇，他鎮定自若，頭腦冷靜，或許到了成為缺陷的地步。
在整個人生中，唐納德·特朗普表現出一種人們預計美國總統絕對不會存在的性格輪廓：沖天高的外傾度與低於極值的宜人性相結合。當然這是我自己的判斷，但我相信觀察特朗普的絕大多數人都贊成這種判斷。在品行特徵方面，沒有任何特別微妙的東西。這裡討論的不是深層、無意識的過程，不是臨床診斷。作為社會演員，我們的表演是要拿出來讓所有人看的。
與小布希、比爾·克林頓（以及名列外傾性所有總統榜首的泰迪·羅斯福）一樣，特朗普以一種外向、精力充沛以及在社交優勢的方式扮演屬於自己的角色。他是一個精力充沛的人——發憤圖強，焦躁不安，無法保持安定。他幾乎可以不用睡覺。在1987年他所著《交易的藝術》一書中，特朗普描述每天都被各種會議和電話占滿。
近30年後，他依然一刻不停地與他人互動——在集會上，在訪談中，在社交媒體上。競選進程中的總統候選人永遠處於運動狀態。但似乎沒有任何人像特朗普那樣熱情地擁抱競選，其他任何候選人似乎都沒有那些多的樂趣。這裡選取他的推特文字作為樣本：
4月12日上午3點13分：“哇，了不起的新民調結果-紐約！謝謝你們支持！”4月9日上午4點22分：“伯尼·桑德斯說希拉蕊·克林頓沒有資格當總統。她的決策能力，我可以並駕齊驅。”4月8日上午5點03分：“到紐約了，太棒了。趕緊做留下的許多事情（不要忘記，在競選的同時，我仍然在經營一家大公司），就喜歡這樣！”
4月5日晚上12點25分：“哇，幾乎所有人都退了，《政客》網站一片混亂。消息太好了——記者們不老實，壞透了！”
高的外傾度最主要表現在持續不斷地追求回報。在大腦內多巴胺回路活動的激勵下，高外傾性表演者奮力追求積極的情感經歷，不管這些經歷來自社會認可、名聲還是財富。實際上，高外傾性認識覺得追求過程比真正實現目標更令人滿意。
1987年，芭芭拉·沃特斯特（Barbara Walters）問特朗普是否願意接受委任，不是通過競選擔任美國總統，特朗普說: “不，我相信自己喜歡這種追求。”
特朗普的宜人性比其外傾性更極端，但方向卻截然相反。宜人性可以說是人類世界最珍貴的品格，它與人們所表現的關懷、愛心、溫柔、禮貌和善良的高低程度有關。
特朗普肯定熱愛自己的家庭，據報導他是一位元大方而公允的老闆。甚至還有他會見一位身患癌症將不久人世的男孩的聞名故事。這位男孩喜歡電視節目《學徒》，就想讓特朗普告訴他：“你被解雇了！”特朗普不忍心這樣做，他給男孩一張7000美元的支票，告訴他：“去好好享受你的人生吧。”然而，與外傾性及其它四個品格因素一樣，宜人性關心的是與他人相處，與世界相處的整體風格。
根據對其一生交往的廣泛觀察，這些值得注意的例外與特朗普作為一位特別令人討厭的人物的廣泛社會名聲是背道而馳的。宜人性較低的人往往被描述為冷漠、粗魯、傲慢以及缺乏同情心。如果唐納德·特朗普不在這一性格因素上評分很低，就沒有任何人評分很低的情況。
研究人員將理查·尼克森評為美國最不討人喜歡的總統。然而，與曾經向《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蓋爾·柯林斯（Gail Collins）寄回她寫的專欄文章，並在她的頭像上畫圈，潦草地寫上“狗臉”字樣的特朗普相比，尼克森還算與人為善。在《永不滿足》一書中，他抱怨女歌手兼演員切爾（Cher）曾說他像“一點狗屎”，還在推特上吹噓：“我一拳就把她的屎打了出來，之後她再也沒有敢說我的任何事情。
”在競選集會上，特朗普鼓勵支持者粗暴對待抗議者。“把他們趕出這裡，”他喊道。“我就想給他一巴掌。”從不同情他的記者到政治對手，特朗普稱他的所有對手都“令人噁心”，並把他們當成“失敗者”一筆勾銷。按照真人秀電視節目的標準，特朗普令人討厭的行為也許並不讓人感到震驚。但是，那些希望選民為自己投票的政治候選人卻幾乎不會有這樣的表現。
隨後我們會看到，特朗普的社會野心與攻擊性傾向在他的早年生活中就有證可查。（據他自己敘述，他曾經對二年級音樂老師大打出手，打對方鼻青眼腫。）據上世紀80年代負責曼哈頓特朗普大廈工程建設的副總裁芭芭拉·蕾絲（Barbara Res）講，特朗普性格的情感核心就是憤怒：“說到憤怒，那肯定是真的。他並不做假，”今年2月她對《每日野獸》報說。“他容易發火是事實，這是他的性格。
”實際上，憤怒可能是他高外傾性與低宜人性背後起作用的情感，但它也可以激發社交優勢，點燃贏得他人喜愛的欲望。與適當的幽默才能（這種幽默也許是進攻性的）結合一起，憤怒成了特朗普魅力的核心。此外，憤怒滲進了他所有的政治詞語。
假如唐納德·特朗普入住白宮，他會成為什麼樣的決策者？
預計一位總統將採取什麼樣的行動是十分困難的。2000年大選的塵埃落定時，誰會想到小布希有朝一日會先發制人地入侵伊拉克？即便果真有人想到了，我也沒有讀到。如果不發生911事件，布希可能永遠不會找薩達姆的碴。然而，國際事件會一成不變地劫持總統。
奧巴馬所繼承的，是一場災難性的經濟衰退，2010年中期選舉後，他與絕不屈服的共和黨所控制的國會拼命鬥爭。如果這些事件沒有發生，他會做出什麼樣的決策？我們永遠不得而知。
儘管如此，氣質性格特徵依然是觀察總統決策風格的線索。研究顯示，外傾性人士傾向冒重大的風險，而經驗開放性較小的人很少對自己深信的信念提出疑問。小布希以高外傾性和低的經驗開放性的方式執政，容易做出尋求重大回報的大膽決定，並堅信自己所做的決定不會出錯。
筆者在布希心理自傳中認為，入侵伊拉克這類改變遊戲規則的決定，正是他最有可能做出的決定。諸多國際事件打開了入侵時機視窗。布希從自己的終生願望——在擔任總統前就不斷追求的願望，即反對敵人，捍衛自己心愛的父親（可以想想薩達姆·侯賽因）——以及他自己的生活經歷（英雄將自己從壓制力量（想想犯罪與酗酒）中解救出來，恢復了平靜與自由）中獲得了更多的心理肯定。
與布希一樣，特朗普總統可能會為獲得豐厚回報而孤注一擲，而回報就是競選口號說的那樣，讓美國重新偉大。作為房地產開發商，特朗普肯定承擔了很大風險，但在上世紀90年遭受挫折後他的經商風格變得越來越保守。作為承擔巨大風險的結果，他可以（實際上也做麼做）指著市中心的豪華大樓、豪華高爾夫球場以及個人財富（估計達到數十億美元）向別人炫耀。
顯然，所有這些給他帶來了巨大的精神獎勵。不過，風險決策同樣導致四家參與他博彩業及度假業的公司按美國破產法第11條破產。由於沒有布希那種開放性（在這項品質上心理學家給布希評分最低）的負擔，特朗普的決策可能更為靈活和更為實，因而更像克林頓而不像布希：在採取行動之前可能做更多、更認真的觀察。
此外，由於人們認為他比大多數候選人的意識形態色彩都淡薄（政治觀察家注意到，在有些問題上他似乎保守，在另一些問題上則持自由派觀點，在一些問題上無法分辨立場），他可能輕鬆地轉換立場，給與國會和外國領導人進行談判斡旋留下餘地。但總的看來，他不可能回避風險決策，假如這一點得到發揮，將提升他的遺產，為他提供情感上的回報。
然而，真正的瘋狂心理牌，是特朗普的宜人性——或者準確地說缺乏宜人性。歷史上從來未曾有過像唐納德·特朗普這樣在公共場合如此一貫而且赤裸裸地不討人喜歡的人物。如果他離尼克森距離最近，我們或許可以預計，特朗普的決策風格會像上世紀70年代早期尼克森和他的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在國際事務中所展現出的精明現實政治風格，模擬尼克森政府絲毫不留情面的國內政策。
當需要平衡相對競爭的利益，或者與尼克森時代中國這樣的對手討價還價時，像尼克森這樣宜人性較低的決策者，就不容易被熱烈情感或人道主義衝動而動搖，因而具有一定優勢。在國際事務上，尼克森不屈不饒，務實、冷靜而理智。特朗普似乎具有類似的強硬與戰略實用主義立場，但冷靜與理智看來永遠也不適合他，其原因也許是特朗普的令人討厭似乎受到憤怒情緒的驅動。
在國內政治中，即使按照美國政客的標準，尼克森也被廣泛認為狡猾冷酷，憤世嫉俗與玩弄權術，同情並不是他的強項。這聽上去也很像唐納德·特朗普——除非再填上奔放的外傾性格，無情的表演藝術以及高於實際生活的名人牌子。尼克森永遠不可能填上這些空，特朗普卻可以。
研究表明，宜人性較低的人通常被視為不可信賴。不誠實與欺騙行為將尼克森拉下了馬，也損害了總統體制。一般認為，當今所有政客都會說謊，或者至少會掩飾，但特朗普在這方面似乎達到了極端。PolitiFact（政治真相）網站對2016年總統候選人競選陳述的真實性進行了評估，最近公佈了計算結果。特朗普的話只有2%是真實的，7%近乎真實，15%一半真實，15%近乎虛假，42%虛假，18%是徹頭徹尾的謊言。最後三項加起來（從近乎虛假到徹頭徹尾虛假），特朗普達到75%。而泰德·科魯茲、約翰·凱西、伯尼·桑德斯和希拉蕊·克林頓對應的數字分別是66%、32%、31%和29%。
總之，唐納德·特朗普的基本性格品質表明，這樣的總統可能非常容易惹火。可能的結果是一位充滿活力、積極進取但卻疏遠真相的總統。他可以是一位大膽、不及後果而咄咄逼人的決策者，極其渴望得到最強、最高、最耀眼和最令人敬畏的結果，卻從來不多考慮自己將來會留下什麼樣的附帶損害。他倔強、好戰、可畏以及暴躁。
在1824年的總統大選中，安德魯·傑克遜贏得了多數選舉人選票，擊敗了昆西·亞當斯、亨利·克雷和威廉·克勞福德。然而，由於傑克遜並未獲得多數選民選票，選舉最後結果由眾議院投票決定，最終亞當斯占了上風。
後來，亞當斯挑選克雷擔任國務卿。傑克遜的支持者被他們所稱的亞當斯與克雷的“分贓行為”所激怒。他們認為華盛頓權貴層違背了人民的意志。4年後，傑克遜乘著公眾不滿的浪潮取得選舉勝利，標誌著美國歷史上戲劇性的轉捩點。傑克遜是西部農民和拓荒者心愛的英雄，是首位擔任總統的非貴族人士。
他是首次邀請普通人參加就職儀式的總統。讓政治精英們憎惡的是，民眾在白宮裡亂踩一通，打碎了盤子和裝飾物。華盛頓內部人士痛斥傑克遜，認為他生活放縱，粗魯而愚蠢。反對派則稱他為傻瓜，自此驢子便成為民主黨的象徵。
1824年，湯瑪斯·傑弗遜在與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 ）的談話中，將傑克遜描述為“我所瞭解的最不適合擔任美國總統的人，”因為“憤怒時常讓他喘不過氣來”，他是一位元不會用文明方式說話的“危險的人”，一位充滿可怕激情的人。
傑佛遜擔心，外國領導人哪怕最輕微的侮辱都會讓傑克遜宣戰。傑克遜的朋友和敬佩他的同事也害怕他的火爆脾氣。傑克遜一生中決鬥過14次，身上還留著彈片。在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天，他承認只有兩件事令他感到遺憾：一是一直未能射殺亨利·克雷，二是未把約翰·C·卡爾霍恩（John C. Calhoun）吊死。
與幽默的天賦結合一起，憤怒成了特朗普魅力的核心。
安德魯·傑克遜與唐納德·特朗普相似，並不僅僅因為他們都擁有的好鬥性格以及他們作為華盛頓外界以外人士的地位，還在於這些占支配地位的社會演員與崇拜他們的聽眾之間所創造的勢力——或者更公平地講，對傑克遜來說就是他的政治對手們一直恐懼的那種勢力。
傑克遜具有的煽動能力，讓對手們給他冠以“暴民之王”的外號。他們認為傑克遜是位憤怒的民粹主義者——滿頭亂髮的山民，宣洩著群眾的原始感情。在社會科學界發明威權性格，解釋為專制領袖吸引這一現象的100多年前，傑克遜的批評者感到擔心是，如果受到憤怒暴民鼓動，受人歡迎的強人會採取什麼樣的行動。
二戰期間和二戰以後，心理學家認為威權性格是一種模式的生活態度以及價值觀，其核心是遵守社會傳統規範，將權力賦予那些可以人格化或實施這些規範的人，以及對那些挑戰團體內部規範或游離於他們軌道之外人士的反感（甚至達到仇恨與攻擊的地步）。
今天，在美國白人當中，威權主義指標分數較高往往與對大範圍“團體外群體”存有偏見聯繫在一起，這些團體外群體包括非裔美國人、外來移民、穆斯林和同性戀者。威權主義還與對人文與藝術的懷疑有關，與認知上的死板、軍國主義情感以及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有關。
具有獨裁癖好的個人擔心自己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脅時，就會轉向那些能夠保證他們安全的強勢領袖，例如唐納德·特朗普。在政治學家馬修·麥克威廉斯（MatthewMacWilliams）最近主導的一項全國調查中，信奉威權主義程度較高成了預測政治上強烈特朗普的唯一指標。特朗普承諾將在墨西哥邊界修建一道牆，杜絕非法移民進入美國，他還抱怨穆斯林和其他外來者，這些都可以滋生這股勢力。
社會心理學家傑西·格林厄姆（Jesse Graham ）注意到，特朗普訴諸於一種古老的對道德敗壞的恐懼，這種恐懼將團體以外的人比作寄生蟲、毒藥和其它不純潔的東西。特朗普對細菌表現出的憎惡感，他似乎對體液，尤其是婦女的體液感到噁心，也許這並非心理上的巧合。他有句名言，說“福克斯新聞”主持人梅金·凱利“身上到處往外流血”，還反復說希拉蕊·克林頓在民主黨辯論期間上衛生間“令人噁心。”噁心是對不潔東西的主要反應。特朗普每天感受到的噁心事似乎比大多數人都多，或者至少說他就是這樣。
專制的使命就是確保團體內人員安全、純潔與善良——讓好的東西進來，壞的東西出去。18世紀20年代，在喬治亞與其它邊疆地區居住的白人生活在對美國印第安部落不斷的恐怖之中。他們對聯邦政府未能保護他們免除他們認為的致命威脅和腐敗蔓延而感到憤恨。為了應對這些恐懼，傑克遜總統力推通過印第安人遷移法案，最終導致45000美國印第安人被強行遷移。至少有4000個切諾基人死在從喬治亞州到奧克拉荷馬州的“淚水小道”上。
美國的威權主義思潮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這位曾三次結婚、滿嘴髒話的特朗普卻對基督教福音派白人具有吸引力。小傑裡·福爾維爾（Jerry FalwellJr.）今年二月在《紐約時報》寫道，“如果ISIS炸毀我們的一些城市，或者我們的邊界得不到設防，所有的社會問題——傳統家庭價值與墮胎——都變得毫無意義。
”普通的基督教福音派大眾“正在努力拯救這個國家，”福爾維爾說。在基督教福音派信眾中，得到“拯救”取得了特殊的共鳴——當然不但是從罪惡和被詛咒中，而且是從危險而腐敗的世界存在的威脅與不潔中被拯救出來。
特朗普訴諸於一種古老的對道德敗壞的恐懼，這種恐懼將團體外人士比作寄生蟲和毒藥。
我和研究助手曾安排威權主義思想比較嚴重、政治上保守的基督教徒想像，如果從來沒有找到宗教信仰，他們的生活（以及眼中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許多人描繪為徹底的混亂——家庭破裂，不忠與仇恨蔓延，城市燃燒以及地獄的最底層。相比之下，同樣虔誠但威權思想較輕的政治自由派基督教徒卻將世界描繪成失去了一切資源，沒有歡樂與滿是陰暗的荒涼世界，就像貧瘠的月球表面。
對於具有威權思想的基督徒來說，一種強烈的信仰——就像一位強有力的領導人一樣——可以把他們從混亂中拯救出來，打壓恐懼與衝突。唐納德·特朗普便是這樣的拯救者，儘管他洋洋自得，罵聲不斷，在墮胎問題上胡說八道。
去年12月，在北卡羅萊納羅利的競選活動中，特朗普反復強調“正在發生某種壞事情”和“真正危險的東西還在繼續”，從而引起了聽眾的恐懼。一位來自弗吉尼亞州的12歲女孩問他：“我真感到害怕，您能為保衛這個國家做點什麼？”
特朗普答道：“您知道嗎，親愛的？你再也不會感到害怕了。他們將感到害怕。”
特朗普的精神習慣唐納德•特朗普的心理分析之三
在《交易的藝術》一書中，特朗普忠告公司高級主管、CEO和其他從事交易的人，要“往想大的，”“利用自己的杠杆”，並永遠“反擊。”進入談判後，一開始時就必須居於堅不可摧的強勢位置。必須展示一種大姿態。“我的目標很高，然後不斷地往前推進，達到我所追求的目標，”他寫道。
在特朗普看來，“交易”的概念代表著心理學家們所稱的個人圖式——瞭解彌漫到他的思想那種世界的一種途徑。認知科學研究表明，人們是依靠個人圖式迅速而有效地處理新的社會資訊的。然而，就圖式本身的性質而言，圖式會把人的關注點限定到過去曾經發揮過作用的少數幾種方法之內，但不一定形成彎曲，以包括正在變化著的環境。成功決策的關鍵之一就是了解自己的圖式，以便在需要時予以改變。
1990年特朗普出席大西洋城Taj Mahal博彩中心開幕式。與許多外傾性人士一樣，他從氣質上喜歡高風險、高回報的決策。（Mike Derer、美聯社）在蘇格蘭Menie莊園的談判過程中，特朗普向湯姆·格林芬提出一個又一個的古怪要求，在分歧方面，即便在最不起眼的問題上都要拼命討價還價。他從來沒有停止過戰鬥。
“有時候，達成交易的部分工作就是詆毀競爭對手，”特朗普寫道。當地居民拒絕向特朗普出售建高爾夫球場所需的土地時，他就在《大衛·萊特曼的晚間秀》節目上和報紙上諷刺他們，說當地人是住在“令人噁心”窩棚裡的鄉巴佬。
正如D·安東尼奧在《永不滿足》中詳細敘述的那樣，特朗普的攻擊引起大不列顛島數百萬人的對抗，還造就了一部強烈批評特朗普的獲獎紀錄片（《你被特朗普耍了》），並讓一位名叫邁克爾·福布斯（Michael Forbes）的當地農民兼牧民成為民族英雄。
福布斯在自己的穀倉上塗上“不要高爾夫球場”的標語，還告訴特朗普：“把你的金錢扔進你的屁股去吧。”之後，在蘇格蘭獎格蘭菲迪士精神（the GlenfiddichSpirit of Scotland）大獎中獲得2012年最高蘇格蘭榮譽獎。（儘管如此，特朗普的高爾夫球場仍然于同年竣工。他承諾球場建設將為亞伯丁地區創造1200個永久性工作崗位，但到目前為止，記錄在案的只有大約200名）
特朗普對成功交易的建議還包括一些對抗性不大的策略：“保護不利方面（預測什麼地方可以出錯）”“讓自己的選擇最大化”，“瞭解市場”，“傳播消息”以及“獲得樂趣”等等。
他說，作為總統，他會與中國談判達成更好的貿易協定，與製藥企業與醫院談判，確保得到更好的醫保體制，強迫墨西哥同意自費修建邊界牆壁的協議。在大選中他常說，為了達成對美國人有利的交易，他會直接拿起電話找人——例如一家要將公司遷往墨西哥的公司的CEO——來談。
特朗普關注個人關係以及一對一的談判，尊重的是一種莊重的政治傳統。例如，上世紀60年代林頓·B·詹森推動通過民權立法以及其它社會福利計畫，其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他在勸說國會議員方面所具有的非凡專業能力。相比之下，奧巴馬總統一直因未能做出必要的個人努力，與國會議員個人建立緊密而富有成果的關係而受到指責。
儘管如此，達成交易僅是總統職務部分活動的貼切描述，現代的總統職位極為複雜，主要靠個人關係是遠遠不夠的。總統在制度框架內行使職權，而這個框架超越具體人之間的特殊關係，不管具體是個人、國家元首、內閣部長還是國會議員。最富有成效的領袖都能與日常政治上的社會與情感鬥爭保持一定的距離。總統需要始終胸懷大局，平衡相互矛盾的利益，不能在特定關係上有太多的投入。對於美國總統來說，政治不僅僅是個人事務，政治涉及許多方面。
特朗普暗示，將採取其它方式來解決總統面臨的錯綜複雜而長期存在的問題。“我會這樣做，”在去年晚些時候發表的競選宣言《殘缺的美國，如何讓美國再次偉大》中他寫道。“在需要採取措施的方面，我要最能幹的人士，我雇請他們去做，放手讓他們去做……不過，我一直關注著他們。”特朗普懂得自己單幹不行：
“我們存在的許多問題是由多年來的愚蠢決定或者根本沒有決定而造成的，現在已經釀成一場巨大的混亂。假如我能揮動一支魔棒把它們解決掉，我一定會做的。但達成解決方案時有大量不同的聲音——以及利益——必須加以考慮。這樣就涉及邀請人們到一間房子來，就妥協方案進行磋商，直到所有人走出這間房子時在同一份檔上取得一致。”
在2016年兩極化嚴重的政治言論中，聽到候選人引用妥協概念並承認需要傾聽不同聲音，這一點真讓人耳目一新。然而，特朗普想像讓一群人在一間屋子裡討論解決辦法，意味著一種更為簡潔，更為獨立的進程，而這種進程超過了政治現實所能容許的範圍。
可能的情況是，作為一個其運作需要遠遠超過達成協議的龐大的政府的舵手，特朗普可能是十分合適的——但是，這也需要一整套圖式和技能，而這些圖式和技能似乎並不在特朗普解決問題的習慣方式之列。
特朗普的動機唐納德•特朗普的心理分析之四
在心理學家看來，評價唐納德·特朗普不用自戀這一詞彙幾乎是不可能的。《名利場》雜誌的一篇文章要求哈佛大學心理學家霍華德·加德納（Howard Gardner）總結特朗普的性格，他立刻答覆：“驚人的自戀。”
為此，我們不得不先談一下自戀。
高度自戀在生活中的表現：
第一、誇大成就和天賦，在沒有相應的成就下，期待被看作是最優秀的；
第二、被無限制的成功、權力、才氣、美麗或理想愛情的幻想所迷惑；
第三、相信自己是特別的和唯一的，並相信自己僅能被其他同樣特別的或高地位的人理解，或應該被聯想到與上述的人為一類；
第四、要求過度的讚美；
第五、有特權感，比如，期待特殊的對待或他人對他（她）期待自動的順從；
第六、攫取他人的利益，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第七、缺乏共情的能力，無欲望去認識或認同其他人的情感和需要；
第八、常常嫉妒他人或相信其他人嫉妒自己；
第九、表現出一種高傲自大的行為或態度。
主持過多項有關操縱行為研討會的臨床心理學家喬治·西蒙（ GeorgeSimon）說，在自戀方面，特朗普“太經典了。
我保存他的影視剪輯供研究專題討論會使用，因為沒有這樣再好不過的自戀例子了。不然，我就得雇演員，製作小插圖。他就像一出成真的夢想。”
我從自己住的芝加哥密西根大街超北走，常常停下腳步，欣賞特朗普在芝加哥河上修建的時髦大樓。為什麼他將自己的名字用20英寸尺寸印在大樓前頭？幾乎所有人都知道，特朗普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他所接觸過的幾乎所有東西上——從賭場、牛排到一所教學生如何發財的所謂大學。同時，自我引述充斥著特朗普的演講與談話。
1999年夏天，在父親的葬禮上，他站起來講話，談的卻主要是自己。這是他自己一生中最艱難的日子，特朗普一開口便說。他繼而談到弗雷德·特朗普一生最大的成就：養育了一位聞名而傑出的兒子。
格溫達·布雷爾（Gwenda Blair）在特朗普家族三代傳記《特朗普們》一書中寫道：“‘我”、’和‘我的’這樣的單數第一人稱，蓋過了‘他’和‘他的’等第三人稱。其他人都在談論他們對佛雷迪·特朗普的回憶，而（唐納德）卻在說父親（對他的）的支持。”
自戀讓人沉醉，在古希臘的傳說中，美少年那喀索斯忘情地愛上了池中自己的倒影，便一頭載進水裡，結果被淹死了。這個故事為現代的自戀概念提供了神學來源，而自戀被認為是過分的自愛，自大的附帶品質和一種優越感。高度自戀的人總是想引起別人的注意。經常而過度的自我引述便是這種性格的突出特點。
由於缺乏共情，高度自戀者絲毫不會考慮他人的想法，而將自己的意願以“一廂情願”的方式折射到他人身上。由於相信自己才是唯一的，因而，自己的願望應該馬上完全能夠得以滿足，別人的想法應該超不出自己的想像之中。
如一個病人在偶然看到他的心理治療師也會站在馬路邊吃早點時，在後來的治療中他抱怨道：“我萬萬沒想到您作為一個從國外回來的留學人士竟也會和那些平民一樣在馬路邊吃飯！您應該是在西餐廳中聽著優雅的音樂，拿著刀叉蘸著黃油吃麵包。”這類人看人的標準在於是否符合自己的想像。
因此，在現實表現出與自己想法存在著差距的情況時，病理性自戀者會逃避現實，遠離人群和社會，或者為內心的“自戀形象”做出出格的行為，如有的連環殺手在殺人後說自己是上帝派來結束這些人的痛苦的。
其實，在生活中我們常可見到有類似人格特徵的人，如演員或藝術工作者，他們有高智商和漂亮的外貌，有較好的工作能力和社會適應能力，在公眾場所中有較好的人格評價，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對讚美成癮。這也許是職業使然，或者說，是他們的人格促使他們選擇了職業。
研究自戀在唐納德·特朗普人生中扮演的角色，就要超越社會演員的性情品質——超越高度外傾性與低宜人性，超越他決策的個人圖式——探求驅動他的動機。
唐納德·特朗普到底想要什麼？他一生中最珍視是什麼樣的目標？
具有強烈自戀急切地要求人人愛他們——或者至少羡慕他們，認為他們聰明、強大而英俊，甚至僅僅認為他們符合時代潮流都行。
他們生活的根本標準就是推銷自我的偉大，並讓所有人都看得到。“我是棕櫚海灘之王，”在2005年寫《特朗普國家》一書中，特朗普告訴記者Timothy O’Brien 說：名人和富人“紛紛抵達”特朗普專用的棕櫚海灘馬拉拉戈（Mar-a-Lago）莊園。“他們都來用餐，他們都喜歡我，他們都怕我的馬屁。最後離開時，他們說，‘他太可怕了。’可我是國王。”
著名心理分析理論家Heinz Kohut認為，神經質（自戀）源於早年生活中鏡像的短缺：父母未生動地真實反映小男孩（或者小女孩）自己尚屬萌芽中的偉岸，造成孩子極度需要別人的肯定與讚揚。
因此，一些專家堅持認為，自戀的動機下面掩蓋著一種潛在的不安全感。如果幼年遇到半“凶煞”的爸爸，他會被“半閹割”或叫“不完全閹割”。這種傷害的結果是他長到“半大人”，不服管，總是與工作中同性的人“過不去”，總是想反叛，想證明自己是個“男人”，與同性領導也總是“莫名其妙”地對抗、頂撞。總之，他要吹噓自己有多麼厲害，但同時又內心很自卑。
但另有一些人認為，某些形式的自戀並不一定是需要補償的，甚至也不是什麼不成熟的表現。
根據這種觀點，我在個人記錄中找不到任何證據說明唐納德·特朗普經歷過除與父母親情之外的任何東西。特朗普這裡的自戀也許反復地追求美化自己，但並不一定是因為童年時存在消極的家庭勢力困擾。
相反，他們就是不滿足。父母的讚揚和強烈的鼓勵也許能加強大多數男孩和青年的安全感，對特朗普來說卻是為其旺盛的野心增添了高效燃料。
從上小學開始，特朗普就一直想爭第一。在紐約軍校上高中時，他在同學和教職員工中都比較有名，但卻沒有任何親密知己。
在《特朗普們》一書中，一位教練和一位敬慕他的同學回憶說，在競爭非常激烈的環境下，特朗普出類拔萃，是最有競爭力的青年。他對超越的需要——例如成為學校裡最佳運動員，籌畫最為野心勃勃的未來職業——讓他不能顯示出親密關係通常需要的那種軟弱和脆弱，因而就可能排斥親密的朋友關係。
讀者可能認為，神經質性格是所有渴望成為美國行政總裁人士職業描述中的一部分，但在這種心理構造方面，美國總統的表現似乎千差萬別。
在2013年《心理科學》雜誌發表的一篇論文中，行為學家根據作者們所稱的“自大性神經質”性格，對美國所有總統進行打分。
林頓·詹森得分最高，接著就是泰迪·羅斯福，安德魯·傑克遜，佛蘭克林·D·羅斯福，約翰·F·甘迺迪，接下來就是尼克森和克林頓，米拉德·菲爾墨（Millard Fillmore）得分最低。
將這些評分與總統表現的客觀指數放在一起比較，研究人員發現，對總統而言，神經質是一把雙刃劍。在積極方面，自大式自戀與啟動立法，公共說服力，制定政策議程以及歷史學家所稱的“偉大”聯繫在一起。而在消極方面，則與不道德的行為以及國會彈劾的決議聯繫在一起。
只要具有強烈神經質的人不斷有出色表現，在商業、政府、體育和其他許多領域裡，人們會在很大程度上容忍自戀者自私自利及令人討厭的表現。
在我看來，在優越性自戀行為方面，史蒂芬·約伯斯與特朗普幾乎不差上下。他辱駡同事、下級和朋友。27歲那年，《時代週刊》雜誌沒有把他選作年度人物，他得知消息後就大喊大叫。2010年iPad面世後，奧巴馬總統辦公廳主任Rahm Emanuel而不是總統本人打來祝賀電話，他就感到沮喪。與特朗普一樣，他基本上不理自己的孩子，有時竟拒絕承認是自己的孩子。
心理學研究表明，初次認識時，許多具有強烈神經質的人給人的印象是魅力十足，風趣機智，性格迷人。他們可以在短時間內獲得很高的支持與信任。只要他們一直聰明過人，事業成功——就像約伯斯一樣——他們可以經受著別人的批評並保持崇高地位。然而，自戀者往往很快耗盡人們的喜愛情緒。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他們以自我為中心的做法，如果不是感到憤怒，就一定感到厭煩。當自戀者開始讓那些曾經為他們而感到頭暈目眩的人失望時，他們墜落的速度就顯得特別快。
古諺語說，一驕傲就跌倒。這句話至今也有道理。
特朗普的自我認識唐納德•特朗普的心理分析之五
美國總統不僅僅是位首席執行官。他是美國人的象徵。總統代表與激勵的大部分權威來自“敘說”。正是主要通過他講述的或人格化的故事，通過別人講述的他的故事，總統才能施行道德力量，並形成對國家有重大意義的遺產。
像我們大家一樣，總統也在自己心靈裡創作故事——或者心理學家稱作的敘事認同——向大眾解釋這些故事何以走到現在這樣。這一進程往往是下意識的，涉及有選擇性地重新詮釋過去與想像未來。
性格和發育與社會心理學上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人生故事向成年人展示連貫及目的性，以及隨時間推移的持續性。總統有關自己的敘事還可為他們國家認同的看法塗上色彩，影響他們對國家政策以及進步的理解。
小布希中年構思出人生故事，這一故事可以追溯到一個酗酒、沒出息的人如何變成自律的聖徒的過程。故事中的關鍵事件，是31歲時決定娶一位堅定的自由主義者為妻，近40歲時皈依福音派基督教，40歲生日後徹底戒酒。通過對自己的罪惡進行贖罪並戒掉酒癮，布希重新找到少年時代在德州梅德蘭成長期間曾經擁有的自製及自由的感覺。
他把自己的敘事擴大到他的國家故事，布希相信，引入一種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美國社會就可以重拾健康的家庭價值以及舊時小鎮生活的體面。在國際方面，布希認為，如果所有地方受壓迫民眾從壓迫者的壓迫中得以解放出來，他們都可以擁有上帝賦予的同樣權力——自決與自由。無論是好是壞，他的救贖敘事為一場旨在推翻獨裁者的外國戰爭提供了正當理由。
在《父輩的夢想》一書中，巴拉克·奧巴馬談到自己救贖的經歷，即追求從奴役到解放的進程。當然，奧巴馬本人並未直接經受奴隸制的恐怖或黑人受歧視的侮辱。然而，他想像自己是這份遺產的繼承者，而這份遺產就是為奧巴馬開闢道路的小馬丁·路德·金及其他人權宣導者從耶和華到摩西的苦難經歷。他的故事是崛起的進步主義敘事，反映了這個國家走向平等與自由的進程——正向他描述的那樣，歷史向正義彎曲的長長弧線。31歲娶蜜雪兒·羅賓遜為妻時，奧巴馬已經把自己看成這個宏大的敘事中的主人翁。
唐納德·特朗普的情況如何？他在心中構建了自己何以成為今日的什麼樣的敘事？我們從中能夠找到一個令人信服的美國故事的靈感嗎？
1987年，特朗普和父親弗雷德、弟媳布萊恩和弟弟羅伯特在一起。特朗普小時，父親就鼓勵他成為一名“殺手”，並尋求引導他的好鬥性。
我們的敘事身份通常以我們對童年的最早記憶開始。這種遙遠的記憶並不能忠實地重新演繹過去實際發生的，而更像我們想像中世界過去那個樣子的神話般表演。
布希最早的回憶就是天真、自由以及在西德克薩斯平原地區成長的美好時光。對奧巴馬而言，則是對自己在世界中所處地位的神奇及模糊感。
唐納德·特朗普生長在上世紀50年代一個富裕的家庭，母親專心之至地照看孩子，父親則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在皇后區牙買加莊園（Jamaica Estates）自己家的大廈前面，停放著父親的凱迪拉克和母親的羅伊斯（Rolls-Royce）車。特朗普家的五個孩子——唐納德是第四個——享受著美好的家庭環境，父母愛著孩子，孩子們彼此之間充滿了愛。
然而，今天在唐納德·特朗普所講故事的第一章裡，他所表達的根本不是布希那種溫柔的懷舊情結或者奧巴馬的好奇心，而是浸透了危險感和強硬需要：這個世界是不可信任的。
在皇后區和布魯克林，弗雷德·特朗普通過建設、擁有並管理公寓設施，賺了一大筆錢。週末，他偶然會而帶一兩個孩子去檢查樓房。“在布魯克林那些棘手的地區收取小額租金時，他常常拉我在他的左右，”唐納德在《殘缺的美國》一書中回憶道。“當房東可不是什麼好玩的，必須十分強硬。”
一次，唐納德問弗雷德為什麼按門鈴後父親總是站在租戶大門的旁邊。“因為有時他們會從門中間直接開槍，”父親回答說。弗雷德的反應也許屬於誇張，但卻反映出他的世界觀。他培訓兒子們一定要成為強硬的競爭者，因為他自己的經驗告訴他，如果時常不警惕，態度不兇猛，在商業上就無法生存。弗雷德在強硬態度上的教訓賦予兒子唐納德天生好鬥的氣質。“在昆士長大，我成了個十分堅強的孩子，”特朗普寫道。“我想成為社區最堅強的孩子。”
弗雷德讚揚唐納德的強硬，並鼓勵他成為一名“殺手”，但他並不熱衷於少年犯罪的前景。他決定送13歲的兒子去軍事學校上學，目的就是讓他講好鬥與紀律結合在一起。這樣的決定是在唐納德和朋友一起乘坐地鐵去曼哈頓購買彈簧小刀之後做出的。
正如特朗普幾十年後所說的那樣，紐約軍事學校是個“非常非常嚴酷的地方，到處都是前軍士教官。”教導員“常常把你的屎尿都能打出來；那些傢伙真粗野。”
軍事學校強化了特朗普從父親那裡學到的強烈的工作道德以及紀律感，他學會了如何對付那幫好鬥的人，例如是他的令人恐怖的壘球教練希歐多爾·道比爾斯（Theodore Dobias）：
我所做的，基本上就是轉達我尊重他的權威，但他不得恐嚇我。這種微妙的平衡，像許多強者一樣，如果覺察出對方軟弱，道比爾斯就會胡作非為。相反，如果他覺得你很強但卻不想去挫傷他，他對待你就如同一位真正的男人。
特朗普牢記從自己父親以及學校老師學得到的教益：世界是個危險的地方，你必須做好戰鬥的準備。
到那時為止特朗普所經受的最大悲劇又強化了這種想法——哥哥43歲英年早逝。弗雷迪·特朗普從未在父親創造的競爭環境下茁壯成長。布雷爾在《特朗普們》一書中描述佛雷迪“甜蜜小人物的味道太濃，是位多愁善感卻十分可愛的失敗者，”弗雷迪在家族企業方面未能給父親留下很深印象，最後當了飛行員。酗酒造成他過早離世。從來不喝酒的唐納德很愛哥哥，哥哥去世讓他十分悲傷。“佛雷迪根本不是一名‘殺手’”，他得出結論說。
在1981年《人物》雜誌的採訪中，特朗普親口說，他人生敘事的基本背景是，“人是動物中最兇殘的，生活就是一系列的戰鬥，結果不是贏就是輸。”這個故事中的主人翁就像２０世紀偉大學者和心理分析家卡爾·榮格（Carl Jung ）在神話和民謠中找到的戰士原型。
榮格說，這種戰士的最大才能就是勇氣、紀律和技能，其核心生活目標就是為重要的東西而戰鬥；對一個問題的典型反應就是消滅它，或者就是擊敗它；其最大的恐懼就是軟弱或無能。這種戰士的最大危險在於，他會在其他人當中煽動毫無道理的暴力，並把這種暴力帶在自己身上。
特朗普熱愛拳擊和橄欖球，他還曾經擁有過一支橄欖球隊。在電視真人秀節目《學徒》的開篇部分，他歡迎電視觀眾進入殘酷無情的達爾文世界。
紐約。我的城市。全球經濟的車輪在這裡從來沒有停下腳步。這是具有無以倫比巨大實力與目標的混凝土都市，推動著商業世界。曼哈頓是個充滿挑戰的地方。這個島嶼就是一個真正的叢林。一不小心，你就會被吃掉、爵碎，然後被吐出來，但如果你拼命工作，你真的就會取得成功，我是說真正的成功。
這裡所講的在很大程度上並非賺錢。特朗普寫道:“對我來首，金錢從來不是大的動機，除非作為一種保留得分的手段。”這樁故事講的是出人頭地，名列前茅。
唐納德·特朗普承諾，作為總統，他要讓美國重新偉大。在《傷殘的美國》一書中他說，走向勝利的第一步就是擴充武裝力量：“一切從一支堅強的軍事力量開始。我說的是一切。”美國所面臨的敵人比這位英雄在皇后區和曼哈頓對抗的敵人更為可怕。“從來沒有現在這麼危險，”特朗普說。
ISIS成員“都是些中世紀的野蠻人，必須予以無情地毫不停頓地追蹤，不管在什麼地方，直到他們中的每一位都死掉。”威脅較小而其好戰姿態一點不少的是我們的經濟競爭對手，例如中國人。他們不停地打壓我們，我們必須擊敗他們。
經濟上的勝利是一回事情；發動並贏得真正的戰爭卻是另一回事情。與某些其他候選人相比，特朗普在某些方面似乎不大傾向採用軍事行動。2003年，他強烈地批評小布希入侵伊拉克的決定，還在派遣美國軍隊到敘利亞上表現出謹慎態度。
儘管如此，我認為，有充分理由對特朗普在有關美國敵人方面的挑釁語言感到擔心。密執安大學心理學家大衛·溫特爾分析了美國總統的就職演說，結果發現，演說中緊扣權力導向及進攻性意象的總統比那些在演說中不涉及這種意象的總統，更容易將國家引向戰爭。
特朗普描述自己人生以及對美國敵人的態度所使用的言辭，毫無疑問是進攻性的。此外，如上所示，特朗普的外傾性與自戀顯示出甘願冒大風險採取行動（即歷史可以記住的行動）的意願。強硬的語言有時可以避免軍事衝突，讓潛在的對手因恐懼而下臺。但好戰的語言也可能在特朗普的支持者當中煽動民族仇恨，刺激特朗普將矛頭對準的敵對國家。
在全世界的文化當中，傳統上勇士敘事一直圍繞並為青年人展開。然而，特朗普終生都貫穿著這樣的故事。年近70歲的今天，他依然是一位勇士。回到古代，獲得勝利的青年戰士會得到戰利品——物質獎勵與美女。
在那裡特朗普一直是位大贏家。他的整個人生故事可以追溯到上世紀70年代的戰略運籌，80年代的偉大勝利（凱悅大酒店，特朗普大廈等），90年代初期的失敗，同年代後期又捲土重來，以及之後他的品牌與知名度的擴大。在整個過程中，他一直是位為贏得勝利而戰鬥的兇猛戰士。
然而，為了什麼樣的更大目標而贏得戰鬥？勝利要獲得的更高獎賞是什麼？
故事在這裡似乎失去了聲音。你可以整天聽唐納德·特朗普競選中的註腳，可以閱讀他寫的書籍，可以觀看對他的電視採訪——即使有的話，你也很少看到他在戰鬥中撤退，從前線返回家裡，思考為了贏得勝利而鬥爭的目的到底是什麼——無論是在自己生活中贏取勝利，還是為了美國而贏取勝利。
特朗普的勇士形象也許會讓一些美國人相信，他真的有能力讓美國重新偉大，不管這種偉大意味著什麼。但是，與前總統們和特朗普的競爭對手所經歷並展示的敘事相比，他的敘事似乎在主題上並不成熟。
儘管競選過程從未著火，但馬科·盧比奧卻講述了一個在移民及文化多元化環境下向社會上層移動的鼓舞人心的故事。
泰德·科魯茲吹噓自己版本的霍瑞修·愛爾傑（Horatio Alger ）敘事，其意識形態根植於深刻的美國保守主義願景；希拉蕊·克林頓人生旅程的故事，從哥德華特姑娘(Goldwater)到國務卿,講述的是婦女進步——她當選總統具有歷史意義；伯尼·桑德斯傳播的是一種進步主義的自由派政治敘事，民主黨人可以追溯到上世紀60年代，反映在他的自傳和他的政治立場上。
可以肯定地講，所有候選人都是希望能夠獲勝的戰士，都想讓美國偉大（再次偉大）。但他們的人生故事告訴了美國人他們為之奮戰的目標以及他們贏得勝利所具有的意義。
特朗普從來沒有忘記父親的教導：世界是個危險的地方，必須做好戰鬥的準備。
勝利賦予特朗普的生活以清晰與目的。作為共和黨的總統提名，他一定十分珍視另一場巨大勝利的前景。然而，人們可以從他的敘事中能夠得到什麼樣的治理原則？當競選結束，作為美國總統面臨更為模糊的挑戰時，這樣的故事能夠提供什麼樣的指導？
唐納德·特朗普有關自己以及美國的故事，幾乎無法告訴我們他當選總統後會幹些什麼，會遵循什麼樣的治理哲學，會為這個國家以及整個世界列出什麼樣的議程，他會把自己的精力和憤怒引向何處？更重要的是，在同樣的問題上，唐納德·特朗普能夠告訴自己卻少的可憐。
近2世紀前，安德魯·傑克遜總統顯示出我們今天可以在唐納德·特朗普身上可以看到的許多心理特徵——外傾性、社交支配型、火爆脾氣、自戀陰影、民粹主義的威權訴求。
傑克遜曾經是，現在仍然是美國歷史上富有爭議的人物。但不管怎麼說，湯瑪斯·傑弗遜說傑克遜完全不適合當總統，窒息于自己的憤怒情緒，這似乎是錯誤的。事實上，傑克遜在大幅擴大總統許可權上取得了很大成就，部分原因在於他能夠調節自己的憤怒情感，並在戰略上利用這種憤怒來推動自己的計畫。
此外，傑克遜擬人化的敘事，啟發了美國大部份地區，並告訴自己擔任總統要從事的政策議程。他的人生故事對普通人具有吸引力，原因就是傑克遜本人就是普通人——從一貧如洗到美國最為崇高的職位。
在早期南部分裂主義的抱怨聲中，傑克遜動員美國人信奉聯邦並為之辛勤工作。貶低者擔心會導致暴徒統治的民粹主義，卻將普通美國人與更為崇高的號召——致力於民主的各州主權統一。
親眼見證了18世紀30年代美國生活的法國人蜜雪兒·（Michel Chevalier）寫道，那些敬慕傑克遜並從他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生活營養和意義的普通群眾“屬於歷史，他們分享著壯麗，他們是一個奇跡時代的插曲，這個時代將一種永恆的記憶饋贈給經濟繁榮，民主即將到來的記憶。”
唐納德·特朗普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他的演員面具背後隱藏著什麼？
除了自戀的動機和不惜一切成本奪取勝利這種補充的個人敘事外，我幾乎找不出更多的東西。特朗普似乎在培育並提煉自己的社會支配角色上投入的太多，以至於沒能為自己的生活或者為美國創造一種有意義的故事留下任何東西。永遠都是唐納德·特朗普在扮演唐納德·特朗普，為取得勝利而戰鬥，卻永遠不知道為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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