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查出强迫症
台鳳:這位莘莘學子看似淡淡的素描，卻讓人從字裡行間裡，看到那一千多個揮汗含淚的日子...什麼時候教育成了一種苦行？教育，不是讓人歡喜求知的目的嗎? 感慨心理的疾患絕不是偶然猝發！
今年是我從衡水二中畢業的第五年，但“衡水學生”這個標籤，並沒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淡化。
每當我談起自己曾就讀於衡水，總會收穫一片驚異的感歎。
在河北，有句話被許多學生和家長奉為圭臬：“進入衡水的高中，就等於一隻腳踏入了清華北大的大門。”這話是有多年資料支撐的。我也因在衡水的錘煉，考入了北京大學。
今年高考、中考結束，又有不少人向我詢問在衡水讀書的情況，或准備考入，或準備複讀。
這些年，我在成長，衡水的高中也在變化。“雙減”政策實施一年了，有人說“衡水中學翻車”，“衡水模式落幕”，未來如何，我不清楚，但衡水“出廠”的人都知道，有些烙印，永不消逝。
戴著小黃帽，罰站10小時
去衡水二中學習，我是心甘情願的。
從初三開始，我的腦海裡經常產生一些莫名的想法：重複的旋律、跳躍的片段、對未來的幻想，不一而足。即使我非常想控制自己、把思緒從腦中趕走，它仍然時不時緊緊佔據我的大腦，導致我很難保持專注。在學習上，我感到越來越吃力。
我父母認為，這是初三課程難度增加、而我所在縣中的老師不能把知識講透徹導致的。所以，中考結束後，他們一致決定把我送入衡水。
來到衡水二中後，我再也沒有時間任由思緒紛飛了。因為，衡二對學生活動的精准控制，從5:30起床鈴響起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每個學生，都必須嚴格按照既定的時間節奏行事，有時哪怕只是一秒鐘的誤差——特別是起床、就寢、跑操到位這些事情——都可能被發現、繼而被判定為“違紀”而受到懲罰。
違紀，對衡水二中的學生來說，應該是頭等災難，甚至比考得不好更令人崩潰。
考試考砸，屬於私人問題。況且衡二的測驗和考試頻繁，平時作業都要塗卡答題，所以，幾乎每天都有分數和排名擺在學生面前，即使有一兩次失誤，也有大量機會迎頭趕上。
而違紀則是一個公共問題。全班同學都會知道你犯了錯，也會知道你被施加了何種懲罰措施——主要包括罰站、叫家長、停課這幾種。有時遇上“嚴打時期”，年級主任會在開早會時，當著全體學生的面，用話筒把違反紀律的同學的名字一個個念出來，他們所受的處罰也會比平時更重一些。
我曾因為在這樣的時期違紀，而被罰失去聽課的權利，我戴著象徵恥辱的小黃帽，面對來來往往的同學，在教學樓的樓道裡站了整整一天。我已經忘記自己做了什麼被記為違紀，只記得在站了10個小時後，晚上躺在床上那一刻的放鬆感。
衡水對違紀的處罰，不僅僅是指一個學生做了不符合規定的事情，而是常常上升到“人品”的高度。高中時代，我很在乎老師、同學們的看法，所以非常害怕違紀，也總是裝出在課堂上專心致志聽講的樣子，儘管我的思緒已經發散到了很遠的地方。
我並不想承認對旁人看法的在意，所以極力展現出自己不怕違紀、認為違紀不是什麼大事的一面——那次被罰站一天后，我選擇嬉皮笑臉地面對教導主任的訓斥。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自己可能是害怕會被這種我其實並不認可、但卻在我的生活中無孔不入的評價體系傷害。
“應試教育強勢，素質教育無力”
這種深埋在內心的恐懼，在我高二的時候達到了巔峰。此時，我的注意力已經越來越難以集中。
我高二的班主任，是一位語文老師，他上課節奏極快、對學生也有很強的控制感。每次考前的語文複習課，他都會帶我們複習古詩。在40分鐘內，他會安排十餘首古詩。他要求我們必須讀題，一旦他說“下一題”，全班都會盯著最新展示的幻燈片、發出一陣雜亂的讀題聲。
20秒後，他會一邊拍桌子示意我們安靜，一邊大聲喊出要回答問題的同學的名字，而被點到的同學必須在站起來的那一刻立馬給出答案。如果這道題是第一次講，回答不出來的同學還有被原諒的可能；一旦出現講過的題仍然無法立刻答出或答錯的情況，就要接受罰站。
這樣的上課節奏，對於無法集中精力的我，簡直是種煎熬。我不僅不能在他要求的時間內對於題目做出判斷，更無法記住講過的所有內容。每次上語文課，我都戰戰兢兢，生怕被提問。
可能所有的老師都能從神情中判斷一位學生是否在聽課，但我仍然驚歎于我班主任的判斷力。有一次，他仍然用ppt的方式給我們講解成語選擇題。一道題令我印象深刻，第一個選項是這樣：在《魂斷藍橋》中，羅伊和馬拉在前往教堂結婚的路上，才互相問了名字。一切貌似那麼（），但卻是那麼合情合理。
當熟悉的讀題聲隨著班主任的示意戛然而止時，我才剛剛讀完這句話。那些無法控制的想法，幾乎在一瞬間就充斥了我的大腦：《魂斷藍橋》？應該是我聽說過的那部影片；羅伊和馬拉（我甚至還不能一下把這兩個名字很準確地念出來）的愛情，竟如此富有激情；和陌生人結婚，應該是很奇妙體驗；他們之間發生了什麼，才讓他們如此匆忙但堅定地決定攜手一生……
此時，班主任緩緩地叫出了我的名字。我看了看投影板，又看了看他混雜慍色和鄙夷的臉。他的確看出了我在走神，而我也的確如他所料，回答不出問題。
對於我無法集中注意力這件事，班主任是知道的，而他將原因歸咎於我的學習態度不夠端正。
衡水二中的老師喜歡在晚自習期間找學生們談話，很多次，他坐在走廊跟我談話，風格多種多樣，有溫柔諒解、生氣怒駡、理智分析、熱情鼓勵……但都帶著一絲恨鐵不成鋼的無奈，仿佛我是一個亟待被拯救的犯了錯誤的人。而我只能蹲在他面前，一邊回應他的話、一邊在北方冬季的寒夜中瑟瑟發抖。
我自己覺得，我不應該是這個樣子，但事實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儘管我知道，我從未擺爛，一直在與自己的注意力作鬥爭，但在“實驗班學生必須以清北為目標”的要求與氛圍下，無能、軟弱、矯情、沒有自控力，這些無形的標籤還是一遍遍被我貼在自己的腦門上，讓我覺得羞恥和痛苦萬分。
在一切為了高考、為了提分的目標下，學生完全不必思考自己的學業安排，學校會組織好一切。我們所有學習的內容，都會至少重複2遍。老師們會根據讀卡的結果，把錯誤較多的題目記下來，定期讓我們進行“錯題重做”。在高考前的5月，我們有連續不斷的15次考試，老師們會精心選擇考題、並做到每套試卷都講解到位。
我記得有段時間，衡二某校區的牆上會張貼關於學校的新聞，其中有句話的意思大致是這樣：應試教育強勢，素質教育無力。
掙脫單一標準
衡水二中每年都會在學生中間大肆宣傳那些考上清北的學生。在一遍一遍的打磨中，我成了其中一員，考上了北大。
進入北大的第一年，衡水二中的校友之間還常常分享自己的高中生活。記得有一次，我在上一門社會學的課程，老師講到了歐文·戈夫曼的“全控機構”，一位同在上課的學長給我發來微信：“衡水二中不就這樣嗎？”
和戈夫曼筆下全控機構的特點類似，衡水二中全員住校、拒絕任何走讀生，有著嚴格的時間表和嚴密的規則，宿管、老師、學生會成員會在各自的情境下注視學生的行為以確保紀律的落實，並用提分、考入好大學這樣的目標為學校所有的行為賦予正當性。
而在學習這些名詞的同時，我也開始對一直困擾我的注意力問題有了新的認識。北大給了我衡水二中永遠無法給予我的自由生活，但我的問題並沒有隨著壓力的紓解得到改善，相反，我開始對整潔和秩序有了更多行動上的要求：高中時代，我只能整理自己的卷子；現在，我可以整理一切。我一遍遍地安排自己的物件，讓衣櫃的衣服按照同一朝向掛好，不停地在二手群出售我認為無用的東西……
之前總向別人調侃我有“強迫症”，但在自己動手查詢、真正瞭解這個疾病的相關資訊後，我意識到，我的確出了問題。
我選擇去就醫。
在醫院填完一個又一個問卷、做完一項又一項檢查後，醫生緩緩給出了結論：強迫症。
對於第一次吃藥後的感受，我記憶猶新。在昏睡了將近12個小時後，睜開眼睛的一刹那，一個慢下來的世界在我面前徐徐展開。這種感受很奇妙，周圍的一切都像放大了一般明朗：我能感受到路過自行車車鈴的清脆，能直觀地看到樹葉下落時的緩慢和優美，能嗅到空氣中淡若遊絲的味道……
如果說，在得到正確治療前，我的人生仿佛是一直在沙漠中追趕搶走我生命之源的強盜，一邊與無法抑制的饑渴、疲憊、幻覺做鬥爭，一邊苦苦嘗試觸摸那少得可憐的飲用水，那麼在得到治療後，我就像發現自己終於來到了一片綠洲。
比起得到有效治療後獲得的那種頓悟式的拯救，進入北大後，更多的是潛移默化的影響在我的思想中悄然發生。
有一次，老師問我：“我發現你的選課方向非常分散，你為什麼會選擇這幾門課？”我一時語塞，實在不好意思把“因為學長學姐告訴我，這門課給分非常好”這句話說出來。在無數次相像時刻的疊加後，我意識到，課程應該是個人知識的來源，是發現自我熱愛和價值的視窗，而不僅僅是湊齊學分和謀求高分的任務。
類似的，我理解了內卷和躺平的邏輯，並驚訝於生活和衡水式中學在“成功”標準的單一程度上，竟達到了如此高度的一致；我能對“成功學”做出直覺的判斷，併發現在衡水二中大部分時間得到的精神鼓勵，不過是一碗雞湯；原來，我能不僅僅以一種工具視角看待一道題，在貧瘠的閱讀時間中感受一句充滿情節張力的話，是一件挺好的事情——畢竟衡水會把一切教輔以外的所有課外書都沒收，一旦發現有“閒書”，則按違紀處理。
在擺脫強迫症後，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一個改變，就是那種久違的、全然沉浸於閱讀中的快樂，又重新出現在了我的生活裡。
初三那年，在強迫症的影響下，看書這種一直被我視為最佳消遣的行為，竟成了一件難事。那種對失去理解力和感受力的恐懼，是我選擇衡水二中的重要原因——但沒想到，在高中期間，我唯讀完了一本完整的課外書。
我想，如果我沒有患上強迫症，我是不是就不會選擇衡水二中、不會走入衡水模式？
我不知道。
現在只覺得，衡水、高中，這些都離我好遠。日後，“分越高、越成功”這樣的單一路徑，可能再也不會出現在我的生命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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