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殺過後的創傷，真實地遺傳在一代代後人的身體裡
作者：Pam Weintraub
你有沒有在書中或電影中，看到過這樣的“詛咒”？——它們以家族為單位，先祖突遭不幸，導致後輩們噩運纏身，早早過世。
在真實的世界裡，確實有一些這樣的例子：經歷屠殺的猶太人，後代大多早逝；處於饑荒中的母親，產下的嬰兒心血管疾病高發……我們不禁要問，這種“詛咒”究竟是因為什麼？
“家族詛咒”？先輩的苦難居然會遺傳
自從人類開始能夠思考以來，便一直講述著我們承受著家族的詛咒、肩負著過去的重擔的神話故事。青銅時代文明的崩潰帶來的動盪，古今中外無數的種族清洗，地震、火山、海嘯、洪水和大規模爆發的疫病——全保存在我們世代相傳的儀式與故事中。
但是直到最近幾十年，才有接受科學訓練的心理學家開始研究這些歷史創傷對後代的影響。直到本世紀，我們才開始計算這些歷史磨難帶來的真實的、跨世代的傷害，並尋找療愈之道。
其中最著名的研究是針對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的後代，他們的焦慮症、抑鬱症、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風險高於同齡人。他們並非個例。非洲奴隸的後代、廣島和長崎核爆受害者的後裔、盧旺達大屠殺罹難者的後裔，以及911事件中雙塔倖存者的子女都曾作為跨世代創傷研究的物件。
二戰時期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猶太人。圖片來源：Wikimedia
新墨西哥大學的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人員瑪麗亞（Maria Yellow Horse Brave Heart）是研究跨世代創傷的頂尖專家。她形容這類歷史創傷是“幾代人一生中累積起來的情感與心理傷害，源自大規模的群體創傷”。這種創傷的跨世代反應包括抑鬱、自我毀滅行為、精神麻木、易怒，以及更高的由自殺和心血管疾病導致的死亡率。
基因沒有改變，變的是基因的表達
種種歷史磨難讓人們產生了一個激進的想法：四處發生的大洪水、饑荒或屠殺不僅會改變我們的心理與行為，還會改變細胞的深層生物學結構。被捲入歷史漩渦裡的人可能會患上因壓力導致的精神病症與慢性疾病。
由於這些細胞的變化沒有改變基因編碼，而是在基因組之外，通過控制基因表達的分子來完成的，因此它叫“表觀遺傳”。
染色質結構與表觀遺傳。圖片來源：whatisepigenetics.com
1944年至1945年間，納粹德國切斷了荷蘭的食物供應，尚在腹中就遭遇了饑荒的胎兒身上被查出表觀遺傳創傷。這些寶寶長大成人後，與沒有遭遇過“饑餓的冬天”的同齡人相比，他們超重、血糖水準異常，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更高。原因是他們身上的幾個關鍵基因中缺少甲基基團。它們連接到DNA螺旋上，像關閉開關一樣抑制基因轉錄。
1944年“饑餓的冬天”，英軍士兵給荷蘭兒童分發食物。 來源：Midgley (Sgt), No 5 Army Film & Photographic Unit
這種低甲基化導致某些影響生長和代謝的蛋白質過度生成，從而引起一連串誘發疾病的細胞相互作用。儘管這些表觀遺傳效應在每個人身上的表現不同，它的傳遞方式卻十分直接——母親受到的壓力影響了正在發育的胎兒的基因表達，極大地增加了後代的疾病風險。
由此得知，表觀遺傳變化可能在人的一生中出現，或者是由懷孕的媽媽的應激激素傳入子宮所致。可是，它們能跨世代地傳遞下去嗎？
華盛頓州立大學的演化生物學家邁克爾·斯金納（Michael Skinner）答道：能。他與同事的研究報告顯示：“目前在植物、昆蟲、魚類、鳥類、齧齒類動物、豬和人類身上觀察到了由環境誘導的表觀遺傳變化的跨代傳遞。”在齧齒類中，這種變化至少可以傳遞10代，在植物中可以延續數百代。
你的基因中，可能帶著祖先經歷的印記。
目前的心臟病學研究發現，個體身上的動脈粥樣硬化、血管疾病、心律失常、動脈疾病、甚至心臟肥大都可追溯到表觀遺傳效應。驗證這些發現是否適用于跨世代傳遞還需更多時間。雖然母親承受的壓力可能會改變寶寶的表觀基因組，但是使得創傷傳遞下去的文化與生物因素各占多少比例，還有待研究。
“噩運”可以逆轉，更可以預防
不管研究會有何發現，我們可以肯定的是：毀掉一個家庭及其後代並不需要種族迫害，貧窮就已足夠。
洛克菲勒大學的神經內分泌學家與壓力研究專家布魯斯·麥克文（Bruce McEwen）與其同事已充分證明，那些在“高風險家庭”（缺乏情感支持，被忽視，被冷漠對待）長大的孩子會面臨逆境。孩子遭到的虐待越嚴重，海馬體、杏仁核、甚至認知中心——額葉的表觀遺傳效應就越顯著。麥克文解釋道：從這個角度來看，許多成人疾病其實是從小的貧困、歧視或虐待導致的發育障礙，它本可以通過降低童年受到的有害壓力來緩解。
許多成人疾病，本可以通過降低童年的壓力來緩解。
無論表觀遺傳變化只會影響親歷創傷的個體的一生，還是會和基因一樣世代相傳，“我們無法使時間倒流，”麥克文說，“但我們可以挺過這些經驗，從傷痛中恢復過來，給人生重新定向；我們還可以通過表觀遺傳變化來培養恢復力。新的人生軌跡會給腦部和身體帶來補償性的改變，使人終生受益。”
我們還能逆轉腦部的表觀遺傳效應。麥克文說，經常鍛煉、高強度學習、抗抑鬱藥都能讓海馬體增大。倫敦國王學院的學者們發現，社會連結、幽默感，以及以積極主動的態度面對生活的諸多困境能幫助我們解決表觀遺傳的負面影響，克服有害壓力。
除此之外，醫學界也在研發治療表觀遺傳傷害的特效藥。哈佛醫學院的癌症表觀遺傳學家布蘭得利·伯恩斯坦（Bradley Bernstein）表示，部分腦膠質母細胞瘤與白血病源自細胞超甲基化的表觀遺傳變化，可以通過藥物扭轉甲基化進程。洛克菲勒大學的癌症表觀遺傳學家C·大衛·艾利斯（C David Allis）一直在研究癌症的表觀遺傳療法，他的療法針對繞有DNA 的組蛋白，已對以前被認為無藥可救的病人起效。另一種表觀遺傳變化——RNA產量增加，則與急性心肌梗死、冠狀動脈疾病、心衰有關，這些病都可以採用上述療法。
2015年，C·大衛·艾利斯因其對組蛋白的研究，而被授予突破獎。
除了為業已遭受病痛折磨的人尋求治療方案外，理解表觀遺傳傷害還意味著在它出現前就實施預防措施——使年輕人免受貧困、有害壓力、污染、虐待、日常性的忽視的困擾。也就是說，在降低風險的同時，我們還需要培養恢復力的社會政策與文化。如充足的醫療保障、可負擔的教育、彈性的工作時間等等。
麥克文說：“健康的行為與人性的政策能為人的可塑性‘打開一扇窗’……再加上有針對性的行為干預……能讓腦部回路朝著更積極的方向發展。即使一個人的早年生活不順，他的人生軌跡還是可以改變的。”
《我發瘋的那段日子》記錄了一位元抗NMDA受體腦炎患者積極治療，改變人生軌跡的經歷。
誠然，對跨世代的表觀遺傳效應的研究仍處於起步階段。一篇於2016年發表在《PLOS遺傳學》的論文提出質疑：以個體為基礎的研究可能出現假陽性、發表偏見、資料品質不高。未來的研究還需要大量資金、重複實驗以及檢查和評議。
與其哀悼過去，不如關注我們世界此刻這個演化的瞬間。畢竟，這是我們面臨的共同問題。遷移、稀釋、再混合——是我們多元化的現代世界的基礎。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向前看，為下一步打算：什麼時候條件會變得極端，污染會變得嚴重，壓力極大或者極為危險，甚至會損害胎兒的表觀基因組？什麼樣的事件或狀況才能算作表觀遺傳的危急時刻？我們什麼時候該拿人性冒險，又要怎樣才能確保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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