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沒有人渴望致富 世界才真正幸福
撰文者：斯吉德爾斯基
不丹國王想讓我們所有人都更幸福一點。政府，他說，應該把目標放在人民的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上，而不是國民生產總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GNP）上。這一觀點代表的是一種轉變，還是只是一時興起？
我們很容易就能明白，當經濟成長變得如此困難的時候，政府為什麼應該淡化對GNP的重視。據估計，今年歐元區根本不會成長；英國經濟正在收縮；希臘經濟下滑已經好幾年了。即使是中國，經濟發展預計也會減速。
毫無疑問，低迷情緒會隨著成長的恢復而煙消雲散，本應如此嘛。但是，更深層次的關於「成長」的態度，已經發生變化。未來，經濟成長將不再像以前那樣如同北極星一樣重要了，特別是在先進國家。
原因一：自然資源耗竭
阻止人們不再追求成長的第一個因素是對「可持續性」的擔憂。我們還能繼續以從前的速度成長、同時又不損害我們的未來利益嗎？
20世紀70年代，當人們開始談論成長的「天然」極限時，他們指的是食物和不可再生自然資源的耗竭。最近，這一爭論變成了碳排放。正如2006年斯特恩評論（Stern Review）所強調的，我們必須犧牲一些今天的成長，以確保明天的收成。
現在，一個更新的負面後果出現了。我們越來越明白，成長並不能理所當然地增加我們的幸福感。既然如此，我們還要維持成長幹什麼？
原因二：人們沒有更幸福
這一問題的基礎已經有一些時日了。1974年，經濟學家羅伯特·伊斯特林（Robert Easterlin）出版了他的著名論文《經濟成長是否改善了人類命運？一些實證證據》（“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在將多個國家的人均收入和自我評估的幸福水平做了相關性分析後，他得到了一個令人吃驚的結論：或許並非如此。
從一個非常低的收入水平開始（僅足以滿足基本需求），伊斯特林並沒有發現幸福和人均GNP之間具有相關性。換句話說，GNP絕不是衡量生活滿意度的好指標。
這一發現刺激了人們開發新的替代指標。更新的計量方法試圖引入更廣範圍的「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指標。麻煩在於，你難以計算生活品質。你如何加總「生活滿意度」之類的指標的數量和質量，這是一個道德問題，而不是經濟問題，因此，毫不奇怪， 大部分經濟學家仍然堅持使用「福利」這個量化指標。
但另一項發現也開始影響當前的成長爭論：在同 一個國家，窮人沒有富人幸福。換句話說，人們是否感到幸福，真正影響人們是否感到幸福的原因，不是他的 絕對收入規模有多大，而是他的收入跟其他人相比，是比較多還是比較少？我們總是不斷地把自己的命運與他人作比較，要嘛感覺勝出，要嘛感覺不如，這和我們的 收入水平無關；幸福的感覺取決於成長的果實如何分配，而不是它們的絕對數量。
換句話說，決定生活滿意度的不是平均收入的成長，而是中位收入（指一半人的收入在這個數值之上，一半人在此之下，這個數字更能反映普通人的真實收入 情況。）的成長。考慮一個十人社會（比如一家工廠），董事每年賺15萬美元，其他九名工人每人賺1萬美元。他們的平均收入是2.5萬美元，但90%的人只 能賺1萬美元。在這樣的收入分配下，成長會提高典型人口的幸福感才怪。
這並不是一個憑空捏造的例子。過去三十年來，先進國家的平均收入穩步上升，但中位收入一直停滯不前甚至有所下降。換句話說，在美國和英國等國家，是極少數人攫取了成長的大部分果實。
我們想要的不是更多的成長，而是更少的不均。
更大的平等性不但能夠產生更多安全感、更健康的身體等因素所產生的滿足感，還可以產生更多休閒、更多時間陪伴家人和朋友、更大的周邊人群尊重度以及更多的生活方式選擇所產生的滿足感。嚴重的不平等讓我們產生比平常更渴求的物質慾望，因為我們時時刻刻都會認為我們比相鄰的傢伙擁有得更少。我們生活在一個講求出人頭地的社會，身邊是狼爸和虎媽，時刻鞭策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孩子「向上」。
十九世紀哲學家約翰·穆勒有一個更文明的觀點：
「坦白說，我並不對那些認為互相踐踏、擠壓、打擊、壓迫才是人類最值得追求的生活理想著迷，而這正是社會生活的存在方式。人類天性的最佳狀態是，沒人是窮人，沒人渴望致富，也沒人擔心會落後，所有人都在互相推進著前進。」
如今，這一教訓早已被大多數經濟學家所忘記，但不丹國王還記著，那些認識到財富有其極限的人也記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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